世界历史将被分为“新冠肺炎疫情前的世界”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无论在学界还是在企业界，都广为流传。这说明在疫情将加速全球化大分工重塑进程方面各方已经达成一致。因此，一些制造业大型企业稍有风吹草动，各方都会对此作出各式各样的解读。

例如，最近鸿海集团正在逐步扩大中国以外产能，将更多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这一举动被某些人解读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与外资撤离论等荒谬观点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被一些人拿出来炒作，而后，随着时光推移这些观点不攻自破，这次也不例外。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当前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打压中国企业，妄图推动世界“去中国化”，这让一些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此，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更不能低估美国推动“脱钩”给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杀伤力。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后发先至。我们需要通过巧妙的辗转腾挪，化敌意于无形。

历史反复证明，越猛烈的危机背后蕴含着越巨大的机遇。因此，我们在巨石崩裂时，也要看见缝隙中的光。

首先，我国的科技创新基础正在不断夯实。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大力促进产学研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尤其是在高铁等领域，已经取得优异成果。近期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更是引发各界关注，为解决我国一些领域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提供了路径，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其次，我国吸引外资结构不断优化，我国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吸引力正逐步增强。当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驱动力已从低廉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日益变为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有助于企业及时捕捉到更多更全面的市场需求，以获得更大竞争优势。由此，跨国企业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初，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已累计达到730家和466家，主要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技术、数字信息科技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且不乏世界500强企业。

最后，我国对外投资依然存在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疫情之后，各国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放在第一位，一些国家会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这为中企走出去留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制造业回流，让一些无力建立起自己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断链风险，还有可能被甩到国际循环之外，处在被全球市场遗忘的角落。为此，中国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企整条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这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获取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也为中国标准、技术、创新成果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继续参与全球市场，为当地建立产业链贡献力量。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大分工重塑的过程中，顺势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全球产业链新格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值得注意的是，打造“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新格局，在推动中国成为研发中心、设计中心的同时，更不能忽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也是“全球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受疫情影响，大型集装箱的一般贸易方式变成了依靠包裹的跨境电商，大批量生产也正在向小批量、多批次转变，此外，全球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也逐步增多。因此，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搬离的趋势下，我国可借助相对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推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吸引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这不仅可以对冲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也进一步夯实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