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确实在变化，对我国创新环境有影响，但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前不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发枝荟”沙龙上就“'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和“世界经济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问题分析说，目前来看并没有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经济体系，企业更没有“去中国化”。

“对在华美国企业来说，享受中国市场红利和获得更低的经营成本是两大目标。以沃尔玛为例，我在北京的街角就能方便地进去购物。我想它是不会搬离中国的。”姚洋分析说，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因为它们不能直接命令企业做事，能给企业的补贴也是有限的，例如虽有日本企业受政策鼓励回国投资，但也只是在日本国内增设工厂，它们不会离开中国。

“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加，中美之间金融联系没有中断，美国金融企业在中国扩大金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对华投资。同时，今年上半年赴美IPO的中企有20家，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中企赴美IPO筹集资金总额。”姚洋介绍说，从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度也在上升。

在姚洋看来，我国部分高科技企业遭遇产业链断裂，对这部分企业影响很大，但一般企业没有受此影响。“一个国家想完全控制产业链是不可能的。因为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隔断产业链难度很大。而且国际标准是头部企业制定的，不是国家制定的。”姚洋说，再加上一些国际跨国企业每年有大额采购订单来自中国，它们并不支持部分国家隔断产业链的政策。

“从国内来看，出口对GDP贡献率不断下降，内需推动的经济过去几年已经形成。”姚洋说，在技术领域做好自主创新，是推动内循环的关键，但在自主创新领域大多数情况下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常态下的国际合作则是技术进步的最有利途径。

姚洋认为，在攻克“卡脖子”技术时一定要界定清楚这类技术的范围，例如圆珠笔头主要是瑞士企业生产的，但生产圆珠笔头并非我国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具体到卡脖子的芯片产业，由于该产业上中下游环节很多，我国需要从中选择重点突破的环节，但这并非很多企业都能参与的领域，具备一定基础和积累的企业才有能力参与，“在芯片设计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知识产权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

为更好地推动“双循环”，姚洋还建议完善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还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区域城市化情况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那里形成了大中城市和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化网络。”

“我们要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对冲脱钩。以前我国只是国际经贸规则接受者，现在有成为国际规则制定者的机会。为此要做好相关准备。”姚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