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在上升。近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大，政策空间足，回旋余地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来应对挑战。对中国来讲，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住宏观经济，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外部环境日趋复杂 我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关于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俄罗斯、乌克兰不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但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俄乌冲突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对中国的外需是很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一次性把欧元区域的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下调1.1个百分点。二是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三是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可能会催生新的不确定性，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的溢出效应。

        “美联储的利率紧缩措施也带来很大的挑战。”管涛表示，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的美联储在内的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加快，造成全球的股市、债市、汇市的波动加大，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增强。从3月中旬开始，特别是4月底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调整。未来美联储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会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渠道对中国造成溢出影响。

      稳住宏观经济 用好财政货币政策

       最近两个月，中国的CPI同比、环比增速出现上升，4月份的货币信贷数据显示环比、同比增速都明显放缓。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疫情不仅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基建等产业拉动经济，但当前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已有所下降。

        与会专家普遍表示，当前，我国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出台，并且施行时间点很关键，宜早不宜迟。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要把跨周期、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把总量工具和结构工具有机结合，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

        “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陆挺表示，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加强贴息、贷款的担保功能，在纾困方面给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同时，要加大力度推动基建建设，尤其是进一步扶持有合理回报资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下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方面，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大对消费领域的扶持，可推动发放消费券。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并有效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

         近期，人民银行又推动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行业倾斜。“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起效快，能够直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原行长张健华表示，鉴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较为清晰，因此需要央行与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场前面，更清楚地知道资金投向哪个行业的效率会更高。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可采取措施降低利率，以降低企业债务成本，提高企业资产估值，改善企业现金流。